被叫停的北京独立影像展最终在纽约“复活”
《没有电影的电影节》放映结束后的问答环节。左起分别是电影人黄骥、翻译Connie Ka、电影人王我、活动组织者史杰鹏、钱盈和谢枫
8月19日晚，纪录片《没有电影的电影节》在纽约哈林区梅索斯纪录片中心(Maysles Documentary Center)的影院进行了首映。这部反映去年夏天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事件全貌的作品，由众多艺术家、独立电影人、活动组织者和参与者所提供的影像素材共同组成，电影人王我进行剪辑整理，直到放映当天才匆匆完成最后的调试。其成片时间距离去年的事件发生刚好相隔一年。
这也是题为“边缘影像：2012-14北京独立影像展最佳作品”系列展映活动中的第10场放映。刚过去的8月20日，纽约亚洲协会中展映了组织者之一的史杰鹏和Libbie Cohn合作的影片《人民公园》。至此，这次持续时长1个多月的活动已经过半，剩下的8场放映将在纽约亚洲协会、美国华人博物馆和Union Docs等处陆续举行，直到9月13日。
活动的三位组织者钱盈(Karin Chien)、谢枫(Shelly Kraicer)和史杰鹏(J. P.Sniadecki)各自分别有着制片人、影评人和导演的身份，他们对独立电影，尤其是中国的独立电影有着长期的观察、研究和参与。在去年8月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之后，他们立即打算将这些影片带来纽约以示支持和声援。此外，三人还在今年7月7日发起网络筹款，在短短一个月内，活动共收到264位支持者总计近1.45万美元的款项，以用于邀请部分独立电影人来纽约参加放映的路费，以及活动相关宣传品的印刷制作等费用。
北京独立影像展由栗宪庭电影基金主办，创始于2006年，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中国一个较具影响力的独立影像展，但该影像展的发展也吸引了当局的注意。2012年，在宋庄举行的独立影像展在开幕仅3小时后便被当局拉闸断电，观众被驱散。去年，影像展仍然举行，但在开幕前夕被当局叫停，之后其宋庄的办公所在地遭到断水断电，执法者强行进入带走了电脑、文件和电影资料，甚至在交涉中发生了肢体冲撞等一系列事件。这其中牵涉到自由表达、政府审查和公共活动的组织等敏感问题，因而难以避免地陷入重重纷争之中。
在去年北京独立影像展被迫中断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就像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社会由恐惧感维持”：“在我看来，中国官方统治者也是处在极度的恐惧状态中……它对任何的风吹草动，对任何人群的聚集都是心怀恐惧，因为它不知道这些人会做什么、说什么。拿官方的话来说就是‘要将其扼杀在萌芽中’。” 因此“被禁作品”、“中国不想让你看到的电影”等措辞，自然成为了大部分当地媒体对此次展映进行报道的标题。
尽管与第11届北京独立影像展被叫停的事件密切相关，这次纽约的展映却并非对前者的直接挪移或复制，在北京独立影像展艺术总监王宏伟的建议之下，精选了过去三年参展过的优秀作品。除了艾未未的《平安乐清》、胡杰的《星火》等政治类题材，还包括了大量的纪录片(如邹雪平的《吃饱的村子》等)、实验艺术电影(如陈轴的《我不不不是陈轴》等)、女性导演作品(如文慧的《听三奶奶讲过去的故事》等)和动画短片(如白斌的《猎人与骷髅怪》等)等多种形式和门类。在全部29部参展影片中，有至少10部在此前获得过各类奖项，确实可谓中国独立电影中的“最佳作品”，也向纽约的观众提供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呈现。
组织者之一的谢枫表示：“我最初对作品的选择并不完全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是因为这些作品本身用特别的方式展现出了中国艺术家和电影人们非常美妙的创造力，他们用作品呼应了当下快速变化的中国。”“新的艺术形式”，而非政治题材的表达，是谢枫从这些中国电影中所看到的最大闪光点。《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认为，许多体制外的创作“并不一定涉及到政府认为的敏感话题”。
电影导演史杰鹏有两部自己的创作也在这次展映之中。其中2013年的《玉门》与中国电影人黄香、徐若涛合作，作品介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影像语言使其夺得了当年影像展的实验创新奖。史杰鹏仍然记得自己2008年初到北京的感受：“我当时觉得就像是找到了自己的家人和归属。这些中国独立电影人并不受到商业的驱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全感而进行创作，他们是在探索。”
王我则谈到了影像展在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有一点很好就是影像展常设有其他国家作品展映的单元，例如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等等。影展的工作人员会很专业地翻译字幕，包括很多像是非洲或菲律宾等小语种地区的电影。平时看到的机会就少，也很少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文化的交流，或许正是北京独立影像展以及此次纽约展映等活动所希望促成和坚持的。
独立电影遭到边缘化或是排挤并非只在中国发生。谢枫坦言东西方各有其艰辛之处：“在东方有政治审查，西方则是商业审查。拿中国来举例，与功夫片或是章子怡等明星参演的电影相比，成本低、预算紧的独立电影作品更难有机会在除了艺术节之外的活动上被看见。”
尽管受众少，但独立电影在许多国家都有各自的推广渠道和发布平台。艺术院线是较为常见的专门机构之一。而与美术馆进行协作也渐渐成为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纽约的影像博物馆(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就在今年4月举行了台湾导演蔡明亮作品的专题展，用博物馆的眼光和策展补充了影院的语境，也将艺术电影带给更多观众。
或许，独立电影在今天的遭遇也只是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人们对陌生事物的排斥与否定也是独立电影发展过程中的瓶颈之一。在《没有电影的电影节》一片中，影像展主办者和电影基金创始人栗宪庭对着镜头聊到自己过往的经历：80年代时抽象艺术曾经一度被视为禁忌，后来大家才慢慢接受;之后当代艺术又成了禁忌，可现在也都为人所熟悉了。说起未来的计划，钱盈表示接下来的6个月将带着这些中国独立电影在北美进行巡展。而在宋庄，第12届北京独立影像展开幕在即。
套路不？套路！好看不？好看！还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服不服？
拖延症拖到现在才看完这部。事件本身的意义大于一切。
真实人物事件改编，集悬疑、律政、犯罪等几大类型片元素于一炉，俨然可与韩国的《辩护人》媲美，揭露了延续千年的种姓制度对达利特人的戕害，以及背后的官官相护、政治交易、司法腐败等乱象，前现代国家为了维持基层秩序的高压统治，在缺乏足够的刑侦手段时动用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随意栽赃迫害贱民，营造高破案率的假象，为警方高层制造跻身政坛的敲门砖，视最基本的人权于无物，作为对立面的正面化身是集良心、智慧、高贵与正义于一身的人权律师钱德鲁，以及被他感召下秉公执法的调查警察，最后真相大白，还远冤死者一个公道。这种编剧方式类似于爽剧的套路，被极度简化成了律师的正义感与邪恶的对决，远非事实真相的全部，但是仅就电影而言，故事曲折离奇，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鲜明，观感相当娴熟流畅。
2022-1-5. 人物脸谱化，所有的冲突都在一分钟内得到解决，只着重拍了暴力，律师伟光正、法官没智商、反派太诚实，看不到人性的挣扎，拼拼凑凑水了将近三小时时长，也就看在题材的份上不打一星了。
期待有朝一日聶樹斌案也能拍成電影，一定更加精彩感人！
很可悲的一件事是，当不公正发生时，低种姓并不能通过任何方式讨回公道，最终还是要依靠高种姓的良心。
确实应该有这样的电影，批判自己。我们现在这样不好。
资本主义国家的好处是什么都可以拍，但是拍了也没什么用。制度问题说到底还是人文问题，任何制度都是在人的操控下进行，人文落后，制度也无法挽救。最终救赎部落男子的，说到底，还是良心二字。可是，又能如何？印度的问题仍旧比比皆是，当人文落后，每个人都习以为常，良心二字又能起到多大作用？印度的种姓制度不毁，根本无解。
其实我们也能拍出这样的电影 只是没人敢拍也没人敢过审
真人真事省去了故事基础，但是电影拍的不怎么样。有些事是一定要有人去做的，如果都不去做，那么光明就会被黑暗吞噬！
印度的犯罪题材会跟社会性问题一起做，而不是做单独某个随机的犯罪行为，这点真的做得很好。
雷伊之后阔别了半个多世纪，印度电影终于回归到了社会最底层。矛盾很尖锐，手段很残忍，过程很煎熬。人们都习惯了对弥赛亚的期待，而且最重要的前提是司法系统是绝对公正的。故事铺陈得很顺畅，尽管片子略长倒也能接受。最大的问题在于宣泄点太多太满，令到观影的乐趣所剩无几。
“当我们被杀的时候没有人会在意，但我们不能靠杀手的施舍生活”
罪犯不精明，案件也并不惊天，但是印度推进剧情的能力太厉害了，节奏掌握的游刃有余，急缓张驰有度，慢的唱歌，快的燃爆的BGM，让你两个多小时视听都被牵着走！
普法啊！“为了民主，我们必须是极权主义者”，印度很布尔什维克啊。
电影里用几个月赢来的胜利，现实里用了十年。
正如女友所说，要警惕完美圣人英雄型电影，除了情节和人物设计，相比辩护人差了几个档次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导演对节奏的把控也不太好，没必要拍那么久的。再吐槽一句我看的版本翻译真的太差了。
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影片正是一个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关于追寻正义的故事。人权律师钱德鲁为无端受冤的低种族部落家庭伸张正义、抵抗黑暗，最终通过法律的武器赢得胜利，恢复正义。
“杰伊比姆”是“比姆万岁”的意思，这是印度人民为纪念一位伟大种族平权者而流传的一句口号，此人是比姆拉奥，他出身卑贱，他一生都在为提升“贱民”的社会地位而做斗争，推动并主持印度独立后第一部宪法的制定，构建了印度宪法的基本原则，被誉为“宪法之父”。电影以暴露95年印度一个被冤枉在监狱致死的罪犯为背景，律师最后申冤看出来了印度的制度
三星半。题材先行。男主的塑造深得天朝主旋律精髓，过于伟光正，几乎没有任何缺陷，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所有问题都很快解决。反倒是低种姓部落的塑造非常真实动人，暴力的呈现非常直接与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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